早年二人台艺人在包头的广场演出

　　黄河浩荡，沿着山西河曲和内蒙古准格尔旗呼啸而过，两岸鸡犬相闻，甚或可以嗅到隔岸飘来的炊米之香。在这晋北蒙南的偏僻一隅，那些饱经沧桑的西口往事已成为记忆，但一种被称为“二人台”的戏曲小调却被传承下来，成为那些逝去记忆的永恒符号。

　　最早看二人台演出是从懵懂的孩提时代开始的，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但对二人台的禁演已经松动，大人们领着孩子常常聚集在老艺人的家里，或在打麦场上搭建一个简易的戏台，演员都是村里人，他们用锅底的黑和对联的红涂抹装扮，唱生活的简单与厚重，唱命运的斑驳和苍凉。在那个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这种半遮半掩的演出满足了多少人的心理需求。二人台演出解禁后，大村庄普遍举办名目繁多的各种庙会，而二人台则是庙会期间不可或缺的演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二人台演出市场特别火爆，开业庆典，红白喜事都要请二人台剧团演出。每次看戏，当扬琴，四胡和梅（笛子）合奏的牌子曲响起的时候，躁动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随后便是正式节目。

　　《走西口》中太春和玉莲的生离死别，丈夫去世后哭天喊地的《小寡妇上坟》以及四季忙碌又受尽折磨的《方四姐》，都会让台下的观众寒心酸鼻，唏嘘不已。当然也有欢快诙谐的节目让人忍俊不住，如《王成卖碗》《刘干妈探病》《皮筋顶灯》等。

　　成年后才知道，二人台虽然没有其他剧种古老，但也有近三百年的传承发展历史。清朝中后期，走西口已经成为晋陕民众求生活命的唯一出路，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各种民间艺术得到迅速传播，晋剧、大秧歌、秦腔、道情、信天游、码头调等晋陕音乐元素和蒙古曲儿融合渗透，为二人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最初形成的是漫瀚调（蒙汉调），歌词大多触景生情，即兴演唱：“呼噜登亚布（快走）快点走，小心脑亥（狗）咬了妹妹的手；一见面拉住哥哥的手，开口先问一声赛白努（你好）。”每当农闲时节，蒙汉人民围坐在一起自弹自唱，俗称“打坐腔”。

　　据《萨拉齐县志》载：“本地村落，除演野台戏外，尚有秧歌一种，似与江淮间花鼓戏异曲同工。”而这种秧歌就有了人物装扮，他们手执道具，别舞别唱。受此启发，民间艺人们在“打坐腔”的基础上逐步改进，引入了其他剧种中的丑旦角色。“揪住你那胳膊拉住你的手，浑身身软来心尖尖抖。”旦角儿抓着丑角儿的衣袖声泪俱下。“山洞的毛驴打断腿，进退两难好后悔！”丑角儿也无可奈何地应和着旦角儿。当“打坐腔”附带了表演后，人们把这种演出叫作“打玩艺儿”。据说周恩来总理看了演出后，问当时绥远省副主席杨植霖先生，这种戏叫什么名字？杨植霖回答，打玩艺儿！周总理笑着说，两人一台戏，我看就叫二人台嘛！1951年4月，杨植霖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正式把“打玩艺儿”改名为二人台，并被晋蒙陕冀的广大二人台爱好者逐渐认可。

　　如今，二人台早已浸入每个西口人的骨髓和血脉中，也早已成为西口人生命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二人台虽然没有其他大剧种的容容华贵，但成千上万的西口人却实实在在用心爱着二人台。这些来自生活最本源的歌唱，散发着黄土地的激情，浓厚豪迈，也表达着大草原的包容，善良宽厚。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只需起个调，一句句委婉动听的曲调就会象黄河水流淌而来。历史早已灰飞烟灭，但二人台越唱越年轻，从贫穷唱到富裕，从缠绵唱到激昂，从土默川唱到维也纳，二人台终于成就了自己的磅礴之气。河曲、土右都是国家命名的二人台文化艺术之乡，理应为那段辛酸的记忆和美好的明天，继续吹拉弹唱。

　　（据《包头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