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交汇的商埠文化

　　一江秀水穿古城，万顷波光托襄阳。樊城和襄城隔江对峙，自古就形成了南城北市的格局。千年商埠，九街十八巷，记录着襄阳往日商贸的繁华。 

　　(一)转输粮棉，导运茶油:商品丰富的交易大埠 

　　襄阳地域广阔，地形多样，既有平原，也有山区、丘陵地带，所以商品呈多元化。明清时期向以粮食、经济作物、山货为大宗商品：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粟米、水稻等;经业技有木耳、香菜叶、豆类、钢油、三麻、油菜、花生、烟叶、药材、麻等;山货有木耳、香菇、黄花等。 

　　桐油是襄阳重要的经济作物。民国时期，桐油是中国重要出口物资。1936年出版的《国际贸易情报》载，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在襄阳设桐林区，计划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起，用五年的时间，在襄阳垦荒50余万亩，种植 3000万株桐树，炼制桐油以供出口。 

　　襄阳及豫南地区大量的物产，一般通过樊城港、张湾港、东津湾港发运。据《平汉铁路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记载，这三个港口年平均货物吞吐量非常大。一为输出：棉花19万担，小麦46万担，黄豆40万担，芝麻1.3万担，小米3万担，总计11万吨，总估价约(当时的币值)1437万元。二为输入：准盐2800引(每引为600斤)、棉纱3500件(每件 200斤)、匹头7000件、煤油2万吨、纸烟 2600 箱、红糖6000 包、白糖14000包，总吨位不下10万吨。 

　　丰富的物产向水陆交通便利的樊城集中，商品交易量庞大，奠定了樊城作为汉水流域商业大埠的基础。 

　　(二)与时俱进，日新月异：开放交融的码头风尚 

　　昔日的樊城，码头林立，船行如鲫，风帆层叠，桅杆密如树林，船工成群，号子不绝于耳，一片“万里风帆水着天”的繁忙景象。襄阳和樊城两岸有码头31个，其中樊城就有22个，这里，“往来行舟，夹岸停泊，商贾云集”。 

　　据1936年《平汉铁路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所载：“航行于襄樊的帆船共有五万只左右。”同一资料显示，当时直接从事船运的船工约40万人。船只众多，为船只服务的船行应运而生。1936年樊城沿江有船行47家，最大的船行为德顺公、吴福释。在船行的管理之下，樊城码头秩序井然，码头分工明确，东端梯子口码头是粮棉木材集中起卸外运的口岸，江淮盐及纸张多在晏公庙码头起卸，下江外地的京广百货绸缎布匹多在官码头。 

　　货物的频繁吞吐，造成人员的大量流动。他们带来了全国各地的生活、风俗、饮食等习惯，长期与本土居民相融合，促进了襄阳文化的变异、发展。语言上，“轻清微带秦”，兼有北方语音的铿锵有力和南方语音的婉转轻盈；饮食习惯上，味兼南北，甜糯咸鲜，都能够接受。更为难得的是在长期交流的环境中形成的开放包容的性格，使很多客商都能在襄阳长住乃至最终落籍襄阳。正是这种强烈的开放包容性，使襄阳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例如早在光绪年间，襄阳人就已经用上了美孚鹰牌煤油，经营煤油的襄阳商号“何庆成”，19世纪初已分别在河南南阳、襄阳双沟、南漳武镇开设了三个分号。 

　　(三)诚信经营，热心公益：逐步形成的商业伦理 

　　历史上襄阳商贸的发展与会馆的兴衰息息相关。就樊城而言，会馆始建于明末清初，清末达到繁盛。襄阳地区的会馆，据文献记载或仍有迹可寻的有113座，樊城就有21座。随着会馆渐趋衰落，商会、同乡会等取而代之。会馆、商会除了对同乡商人进行帮助外，还对帮内、行业内的商业行为进行约束，这有助于商业伦理道德准则的形成和巩固。 

　　团结互助。会馆、商会约束同乡的商业活动，使其互相帮助，不恶性竞争。不落井下石，具有团结友爱的精神。例如，在襄阳影响较大的黄帮(由旧时黄州府所辖的黄冈、黄安、黄陂、黄梅、浠水、蕲春、麻城、罗田、广水等商人组成，在襄阳建有两所黄州会馆)，当帮内有人遇到困难或遭遇不幸时，除了找同乡会外，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请同乡资助，如“请会”仪式等。 

　　热情待客。从本质上说，商人的商业道德主要表现在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上，而这种关系又通过商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来衡量。作为历史悠久的商埠，襄阳的服务意识也早已在商业活动中得到确立。对顾客礼数周全，充分满足顾客需求是普遍风气。这里做得比较到位的依旧是黄帮人，当时黄州人的店铺通行“三拉三放”待客法。一般来说，顾客到店，先由普通店员接待，顾客不买要走时又换一个高级店员与其洽谈，再谈不妥走到门口时，高级店员立即出来说服顾客。买与不买，要敬茶一杯，迎进送出，生意不成仁义在。 

　　讲究信誉。诚信是商业的灵魂，很多老字号生命力旺盛，除了充分保证商品品质外，往往与其对诚信的严格遵守有关。如陕西汉中人张徽吾在老河口创办的山货行“天生行”就以诚信著称。有一次他属下的货船在途中丢失一包药材，到达汉口后船老板隐瞒不报，收货人也出于对天生行的信任没有仔细清点。后来，张徽吾知晓此事后，不仅处罚了船老板，还立即派人到邮局给汉口发电报说明情况，并补上丢失的药材一包。张老板诚信经商的事情，一时在业内传为佳话。 

　　急公好义。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会馆、商会除了为本乡本土的人提供便利外，还积极参与当地事务，如修桥补路、施舍粥米、兴办教育等，这些服务社会的行为具有早期公益的属性。道光十年(1830)，樊城为了抵御洪水，修建新的汉江大堤，有关碑刻记载，就有15家会馆捐资，捐资最多的山陕会馆的数物达到“叁仟柒佰壹拾贰串九百文”，算是一笔巨款了。而且，在大堤修好后，又是以山陕会馆为首的8家会馆轮流解决维修资金。 

　　各会馆在维持本帮商业的运转之外，还大力兴办教育，开设书院和学校。解决本商帮的子弟教育问题，也推动了地方教育的发展。除了在商业文化上的影响外，会馆还在民间文化的传播、戏曲的流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来源：襄阳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