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陶杯揭开雕龙碑遗址神秘面纱

　　红陶曲腹杯造型独特，呈蘑菇状，器身由两部分组成，上部较大，为盘形，下部略小，为筒形，接合部呈曲折状，整体简洁明快，方便实用。

　　胎体薄而均匀，表面因打磨而光滑润亮，犹如蛋壳，用手握之，有上浮飘逸之感。它既是实用的盛食器，也是精美绝伦的工艺品。

　　它的发现，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关注。1990年至1992年，该所对雕龙碑遗址进行了5次发掘，雕龙碑遗址的神秘面纱因此被揭开。

　　如此精美细巧的曲腹杯，蕴含了怎样的文化特征？与雕龙碑古人类的生活和雕龙碑的文化又有怎样的联系？

　　或是聚落首领专用器皿 

　　枣阳市鹿头镇雕龙碑遗址距今6300年到4800年，是一处以原始农耕生产为主、多产业并举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聚落遗址，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三期文化虽有所不同，但一脉相承。

　　现存遗址核心区面积约5万平方米，在仅15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就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角、蚌类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近3000件。

　　1983年，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襄阳文物工作者对1957年发现的雕龙碑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此次普查采集文物较多，少量可以复原，其中就有一个红陶曲腹杯。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雕龙碑遗址三期文化遗存的第十五号房址中也发现了两个相同的完整曲腹杯。

　　放置有曲腹杯的雕龙碑遗址第十五号房址为大型多间式房屋建筑，面积约101平方米，保存较好，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房屋建筑中保存最好的类似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其施工的科学性、各种材料的搭配运用和布局结构的完美性是其他史前时期文化不能比拟的。其使用石灰和近似水泥性质的建筑材料，有着分布合理的多间房屋结构和保存完好的推拉式门，这样既合理分割了空间，提高了房屋空间的利用率，又大大节省了材料和劳力，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填补了史前建筑的空白。

　　出土的两个曲腹杯分别放置在房内的灶址上和储藏室门外，房址内还发现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99件。结合本房址的规模、结构、技术等情况分析，这里很可能是部落中的一处重要建筑，而曲腹杯也许就是在此举行重大欢庆仪式或首领聚会时所使用的器皿。

　　印证炎帝神农文化的辉煌 

　　雕龙碑遗址与传说中的炎帝故里烈山相距只有60多公里，传说中文明象征的炎帝部落就生活在这一区域，雕龙碑发达的文化就充分印证了这一历史传说的可靠性。

　　“神农耕而作陶”，传说制陶术由炎帝神农氏发明。雕龙碑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烧制火候高、硬度大，说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已有保障，定居聚落长期稳定，才有可能出现不断改进生产工艺的现象。其先进的农耕文化和制陶技术，在小小的曲腹杯上得到了体现。

　　此外，农业经济方面，从雕龙碑遗址一期出土的灰白色小米壳来看，当时人们已种植小米。二期、三期遗存中农业以种植小米和稻谷为主。

　　农业生产工具中砍伐、翻土、收割等工具一应俱全，且出现了一批大、中型工具，如犁、镢，石质生产工具以磨制为主，加工技术更为先进，骨、陶质的生产工具也有很多。

　　手工经济方面，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手工业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分支，制陶、纺织等技术已较为成熟，分工较细。特别是到了雕龙碑遗址三期，不仅出土了数以百计的陶纺轮，而且发现了陶、角线轴等较为先进的纺线工具。

　　当年主持雕龙碑遗址考古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杰研究员称，雕龙碑遗址应是炎帝时代的氏族都邑，已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与传说中的炎帝氏族文化大多相符。

　　南北文化早已碰撞交融 

　　雕龙碑遗址位于随枣走廊，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南北交通要道。曲腹杯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雕龙碑遗址三期明显受到屈家岭文化的影响。

　　据介绍，曲腹杯是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的典型器物，也是屈家岭文化的主要生活用具。

　　“新石器晚期，北边是三皇五帝，南边是三苗集团，处于炎黄与三苗集团频繁作战时期。”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叶植表示，从雕龙碑遗址一期、二期可以看出，早在6000年以前，北方仰韶文化的先民就拓展到这里，三期发现有南方屈家岭文化遗物。此外，位于襄州区的凤凰咀遗址以屈家岭文化为主体。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三苗北上，进入中原。

　　“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与以三苗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在这里交融、发展。可以说，襄阳是解读中华民族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交往的关键节点，是中国文明发源的交融之地。”叶植说。（来源：襄阳日报 图片来源：襄宣在岘）